什么都不缺的中国大学,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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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1-26 23:51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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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10月28日,Facebook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赶到了北京。他从机场出来,没有耽搁,径直赶往清华大学。当天下午,扎克伯格穿着一件连帽衫,出现在清华经管学院的一间教室里。

扎克伯格的另一重身份是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。2014年他加入这个委员会后,每年都会到清华来与学生交流。这次经管学院举办2017年“顾问委员走进清华经管课堂”系列活动,他自然也不会落下。

除了扎克伯格外,这个顾问委员会的名单大佬云集。它由数十位跨国公司董事长、商学院院长、知名学者(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)以及中国政要组成。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中,半数掌门人都在其中:苹果CEO库克、微软CEO纳德拉、Facebook CEO扎克伯格等等。

这些大佬,只是清华在全球吸引到的人才中的一小部分。现在大概是1949年后清华最光芒闪耀的时刻:它财力雄厚,光是接受校友捐助就已经超过25亿;它规模宏大,现在占地450公顷,犹如一座微型城市;它人才济济,本届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,有3人曾在清华学习。在欧美等国院士与中国两院院士名单上,有一百多人自清华毕业。它身上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气质,从清华走出的毕业生,可能是中国最具家国情怀的群体。

大师之问

9月8日,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迈步走进清华大学校史馆,他要在这里给31位长聘教授发放聘书。这是清华大学106年历史上第一次、也是国内高校首次举行长聘教授聘任仪式。据外界解读,这其实是借鉴了美国终身教授制度。

“世间上百年名校无非育人,天下第一等职业还是教书。”在致辞中,邱勇还引用了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曾留下的那句名言,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。

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,在当年12月3日举办的就职典礼上,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“大师论”,后来他又提出,“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,盖为师资之充实。”

梅贻琦奉行教授治校的原则,给教师们极大的自主权,并采取一系列措施,保障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在专业轨道上进行。他广为延揽名师,刘文典当面顶撞蒋介石,被迫离开安徽大学,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;科学家顾毓琇是第一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的中国人,梅贻琦随后请他到清华担任机电系主任,后来又做工学院院长。朱自清、潘光旦、华罗庚等人,都是在他校长任上进入清华大学的。

1941年,正值清华建校30周年。当时外敌入侵、家国破碎,清华大学与北大、南开等几所名校,迁居云南,成立西南联大。虽然时局动荡、人心仓皇,但那仍然是中国高等教育最精彩的时光。在30周年纪念仪式上,清华收到一封美国大学的贺电,称赞其短期内取得的成就:“中邦三十载,西土一千年”。

那时候的清华大学,不但聘用大师,而且在大师们滋养下,培养出众多以后成为大师的人才。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、钱钟书、夏鼎、张荫麟“四才子”;物理系出了钱三强、钱伟长、钱学森这“三钱”;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,也曾在西南联大物理学部学习,师从清华大学教授王竹溪。

但这种氛围,在此后数十年间再未出现。2005年,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钱学森,听到这位清华走出来的大师一句感慨:“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,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,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。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?”

“钱学森之问”,成了梅贻琦“大师论”之后,中国高等教育的续篇,也成为清华大学的一个心结。

又红又专

今年93岁的王炜钰是清华建筑学院的教授,据她回忆,1949年后,“大师”仍然是清华建筑系念兹在兹的问题。“我们在教学讨论中,大家的期望就不光光是培养一般的建筑师,而是要培养‘大师’。”王炜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,当时他们提出的要求很高,并不打算培养普通的建筑人员。

但这时候,风气已经变了。1952年下半年开始,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开始了以“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”为主的教学改革。在这场改革中,清华不但改变了英美教育传统,构建起新的高等教育模式,而且院系也进行了调整,原来的人文、社科专业相继消失,清华逐渐变为一座工学为主的学校。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主导了这场教育变革,

不但引进苏联专家到学校讲学和指导工作,还仿照莫斯科大学主楼,设计建造了苏联风格的清华主楼。

蒋南翔可能是梅贻琦之后,对清华影响最大的校长之一。他也是清华校友,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时,校长正是梅贻琦。入学第二年,蒋南翔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5年,北京高校爆发了“一二· 九抗日救亡运动”,蒋南翔是主要领导者之一。在党委指示下,他起草了《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》,其中有一句写道:“华北之大,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!”

1949年后,他原本在共青团工作,1952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、党委书记。上任之后,蒋南翔一直强调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,比如1962年的迎新大会上,他在发言中提醒刚刚入学的新生:“我们同学虽然是学工科的,将来要参加工业建设方面的工作,但是政治的重要性决不可以忽视。一个人的成就和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,不只取决于他的业务能力,政治往往成为更重要的决定因素。”

“我刚到清华来时,就听到蒋南翔校长特别提出‘我们要特别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’。”王炜钰回忆道,虽然清华也很重视业务,但谈到人才培养时,“永远是提又红又专”。如果一个人不够“红”,道德方面有问题,“即使业务再好,也不能成为对国家或社会真正有用的人”。

时至今日,清华大学的操场上,仍然醒目地展示着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的标语,这就是蒋南翔提出来的。除此之外,他还倡导建立了政治辅导员制度,从学校选拔政治过硬的优秀人才,担任低年级学生的管理工作,这一制度延续至今;也是在他领导下,清华大学率先在全国推行优秀集体评选,鼓励各院系、班级加强集体主义教育。

“中国需要工程师加入社会主义建设,蒋南翔不止把清华建成为中国顶尖的工科院校,还通过大学的共青团和辅导员等系统,把清华改变成为一座备受尊重的政治训练机构。”约翰· 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乔尔· 安德烈亚斯接受本刊采访时说。

安德烈亚斯曾多次访问清华大学,1997-2001年间陆续在清华呆了20多个月,并根据此次访学经历完成了《红色工程师的崛起》一书。在他看来,清华大学赶上了中国两次政治人才选拔的变革时期。“1977年之后,在邓小平领导之下,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些‘红色工程师’引入行政系统,治理国家。在这种新的理念之下,很多清华培养的人才,出任政府管理者。”安德烈亚斯分析道。1990年代开始,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,政府管理机构对人才的需求转向经济学、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的人才,而在此之前,清华也恰好改变了以工科为主的办学思路,开始建立经济管理等经济、社科类学院和专业,这时候的清华大学“仍然是培养政治领导人的第一学府,没有其他大学可与之匹敌。”

“世界一流大学”

2001年完成访学后,安德烈亚斯还曾回过几次清华,也与很多清华教授保持着联系。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清华的基础设施建设,不断有大楼拔地而起,“学校周围也聚集了很多资本,大学社区与附近的平民百姓的社会距离被拉大”,安德烈亚斯说,这种现象存在于很多大学,“但似乎在清华尤其显著”。

清华确实变得越来越有钱。据各校公布的2017年预算中,清华大学以233.35亿名列第一,比第二名的北大高出近40个亿。除了国家拨款外,清华校产、校友捐款都给清华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。雄厚的财力,使得清华有能力引进更多人才。他们开始全球招揽专家人才,甚至把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请回清华。据报道,为了迎接杨振宁回来,清华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小楼。2006年,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亲自找到在普林斯顿工作的施一公,请他全职回国工作。据清华大学官方统计,现在清华大学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,图灵奖获得者名,中国科学院院士45名,中国工程院院士33名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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